史纪言与赵树理“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省委宣传部工作，史纪言同志是宣传部副部长。后来他工作调动，担任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我同他仍有很多来往，常常到他家里请教。他是一位为人朴实、待人宽厚的长者，对于每一个年轻同志都十分热情，大家有话都愿意同他说。在我的眼里，史纪言部长既是一位好**，更像是一位慈爱的师长和父辈。

其实我在山西大学读书的时候，就知道史纪言的大名，他是山西省委常委、***，是山西日报社社长、总编辑。特别他还是赵树理的老同学、老战友和晋东南老乡。当时我和杨宗等几个同学正在研究赵树理，也就对这位同赵树理关系密切的长者更加敬仰。我们觉得研究赵树理**离不开非常熟悉赵树理的史纪言，还有王中青。

赵树理生于1906年，史纪言、王中青生于1910年。赵树理是沁水人，史纪言是黎城人，王中青是长*人，从沁水经长*到黎城，正好在太岳太行地区从西南到东北的一条直线上。上个世纪20年代，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汇聚在长*山西**第四师范学校，赵树理、史纪言、王中青这三位晋东南的大才子，从这里出发演出了一场持续半个世纪的震撼全国文坛和影响山西文化界的活剧。三位才子在时分时合的人生道路上结成了深厚的**不渝的友谊。从文坛来说，好像是以赵树理为中心，而史纪言、王中青是赵树理的诤友和评论家。不管赵树理出了多大的名，也不管史纪言、王中青当了多大的官，他们之间始终是老同学、老战友、老乡和作家与评论家的关系。赵树理出了作品，身为****干部的史纪言和王中青照样写评论，写书，向读者**。他们之间演绎出许多令人赞羡的文坛佳话。

赵树理1925年考入长*山西**第四师范学校，编入19班，正好与时年15岁的史纪言同班。第二年王中青也考入第四师范，编在21班，从此开始了这三个立志报国的年轻人半个世纪的人生历程。当时的四师同学还有同年级18班的杨蕉圃和早两个年级15班的王春。赵树理给史纪言*突出的印象一是说话幽默，二是喜欢唱戏。史纪言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和赵接触多有两个原因，一是都爱读新书，二是都喜欢民族音乐。当时，我们大量阅读**社、文学研究会出版的报刊和五四新文艺，也看一些政*、经济方面的书，经常翻阅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等。至于《胡适文存》《*秀文存》、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鲁迅的小说和郭沫若的诗等，则更是我们争相传阅的读物。”史纪言还和赵树理、王中青、王春、杨蕉圃等一起参加了驱逐腐败校长姚用中的学潮。

1930年暑假前，第四师范有部分思想比较进步的同学商量要照一张合影，正巧赵树理从太原回家路过学校，便与大家一起照相，于是就为我们留下了一张异常珍贵的第四师范的19人合影。赵树理受大家委托，在照片上题词：“萍草一样的漂泊，或许是我们的前程。此间一度的欢聚，不知何日再会。朋友们呵，我们的归宿让我们分头找去。潞安。”就是因为这张照片，和赵树理一起照相的同学，以“图谋不轨，蓄意捣乱”的罪名被开除学籍，史纪言、王中青、杨蕉圃跑到太原。

1931年史纪言考入山西大学教育学院，第二年王中青也考入教育学院。这时流浪到太原的赵树理找到他们，和史纪言同住一个宿舍。三个老同学又相聚在一起，他们谈论的是各自颠沛流离的生活，而更多的还是文艺问题。

这时在教育学院上学的史纪言和王中青，一边读书，一边编《山西党讯》副刊，每天有3000字的版面，稿费千字五角。这个副刊坚持的是鲁迅和“左联”的方向。当时的进步青年卢梦、亚马、郝力群等都给副刊写稿。赵树理来太原后，卖文为生，正好有了发表作品的园地。史纪言回忆：“他写的《铁牛的复职》《盘龙峪》《有个人》等小说，好像都在副刊上发表过。”王中青回忆：“1932年前后，我和史纪言考入山西大学教育学院读书，不久，我俩开始用课余时间编《山西党讯》副刊《*后一页》。我们告诉赵树理：你写稿吧，你写什么，我们给你登什么。从此，他基本上以卖文为生，写了大量的作品。”赵树理给副刊写稿，一个月能有三五元稿费，*多时有十元钱的收入，帮助他解决吃饭问题。

1933年12月，史纪言在《山西党讯》副刊上编发了赵树理描写一个农村小知识分子生活的中篇小说《有个人》。这是赵树理上世纪30年代所创作的中长篇小说中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一部。在刊发这篇小说的时候还编发了史纪言给赵树理的一封信：“文中的故事几乎把我感动得掉下泪来，为了使读者朋友们‘先睹为快’，所以我决计在这里先把它发表了。”史纪言还在《山西党讯》副刊“每日漫谈”栏写的《文坛情报》中称赞赵树理 “对大众文艺研究甚力”。正是由于史纪言的支持和帮助，赵树理早期的大量作品能够面世并保存下来。

史纪言对赵树理的创作一贯非常关心。1930年12月，赵树理在太原写了一首七言诗《打卦歌》，写一个流浪青年问卜的故事。史纪言看了很喜欢，就把它抄下保存起来，不时吟咏欣赏。1931年1月，史纪言和杨蕉圃逃难到北平时，把这篇署名 “野小”的稿子投到《北平晨报》副刊《北晨艺圃》，很快就发表了。当时赵树理25岁，而史纪言只有21岁。

1981年5月，史纪言得知当时搞赵树理研究的同志都在寻找 《打卦歌》这个作品，便写了一篇《重读赵树理同志的〈打卦歌〉》，分析了作品揭露、申讨旧中国军阀混战的主题，介绍了作品所反映的时代背景，为读者找到和理解《打卦歌》提供了方便。

全国解放后，赵树理调到北京工作，担任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主编《说说唱唱》。其间，他经常回山西深入生活，1964年正式调回山西。史纪言担任了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教委员会主任，省委常委、***等要职；王中青当了山西省副省长。一位著名作家，两位高官，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史纪言、王中青仍然关心着赵树理的创作，并不时有评论问世。史纪言于1958年9月写的《赵树理同志二三事》，以切身的感受谈赵树理同劳动人民的感情，论述赵树理的小说发扬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优秀传统，在娓娓动听的述说中有学理性的评价，成为研究赵树理的第一手资料。王中青的《读赵树理的〈三里湾〉》作为“文艺作品分析小丛书”之一，于1962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定价只有0.18元的书是赵树理研究者的重要参考图书之一。

“文革”中赵树理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王中青、史纪言都受到了冲击。

1978年的春天，《诗刊》《人民文学》《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赵树理的遗作 《十里店》等，透露出即将为赵树理平反昭雪的信息。1978年10月17日，全国文联在北京八宝山举行赵树理同志骨灰安放仪式。省委也作出了为赵树理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此时的史纪言感慨万千，十分高兴，满怀激情地接连写了多篇有关赵树理的文章。1978年9月写了 《赵树理同志的作品与生平》；1979年发表了 《赵树理同志的青年时期》；1980年1月发表了 《赵树理同志生平纪略》；1982年写了 《赵树理，自学成才的典范》。

在《赵树理同志的作品与生平》中，史纪言按“青年时期，头角初露”“农民作家，语言大师”“赵树理与戏剧”三个部分，讲述了赵树理的生平，回忆了同赵树理的交往，评价了赵树理在文学、戏剧、曲艺等方面的创作成就。

在这篇长文的“结束语”中，史纪言附了一首七言长诗。诗的前面，他写了一段话：“今年五月，听到老赵同志冤案将要昭雪的消息以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老赵的作品、老赵的为人，每每浮上脑际。为了表达对五十年老友的怀念，我便写了一首‘忆赵树理同志’的七言诗。文字虽劣，情至真挚。抄在下边，作为结束语。”“太行山麓沁水边/土生土长在民间/三十年代脱颖出/四十年代创新篇”；诗中提到 《孟祥英翻身》《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赵树理的成名作。

在《赵树理同志的青年时期》中，史纪言回忆了从上世纪20年代到上世纪40年代同赵树理的交往，以及赵树理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和创作情况。

在《赵树理同志生平纪略》中，史纪言提到，赵树理对于创作的三点体会，“即民众语言、民族形式、深入生活。这样，才能写出通俗化作品。”史纪言特别指出：“这个稿子不是凭记忆写的，是我从省委组织部借来了老赵的档案，是我根据老赵的话写的，有好几段是老赵的原话。”

在《赵树理，自学成才的典范》一文中，史纪言说：“赵树理同志的学习方法，基本上是两条，一条是向书本学习，一条是向社会学习，向民间文艺学习。”“赵树理很重视向社会学习，特别是向农村学习，向民间文艺学习，也就是观察、了解、熟悉、分析研究农村，从而吸取创作营养和素材，提炼创作题材。赵树理同志对农村情况的熟悉，在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的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没有这个条件，他是根本写不出什么东西的。”史纪言的由衷之言，说明他对赵树理是多么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又是多么深厚。

写这几篇文章的时候，史纪言已经是古稀之年的老人。由于作者的身份以及同赵树理的特殊关系，文章具有相当的权威性，遂成为众多赵树理研究者的重要参考资料，被国内多种赵树理研究资料收入。由复旦大学中文系贾植芳等教授编辑，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赵树理专集》就收录了史纪言的上述部分文章。

1981年8月，在张成德同志的支持下，我和杨宗、赵广建、苟有富共同撰写了《赵树理的生平与创作》一书，作为山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赵树理研究丛书”的第一本书正式出版。我请史纪言部长为我们的书作序，他慨然应允，很快写好。

在《序言》中，史纪言部长带着深厚的感情说：“赵树理同志离开人间已经整整十年了。我常常这样想：他如果能够活到现在的话，看到今天这样新长征的局面，看到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他一定会兴高采烈，奋不顾身，站在伟大的新长征队伍的*前列。他也一定会唱起他一生热爱的上党戏来。”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知赵树理者，史纪言也。这是半个世纪的沧桑岁月、50年的革命情谊所证实了的。

来源：山西日报 作者：韩玉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