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文艺点评：为辩证整合叫好

吴元迈先生是我敬重的一位师辈学者，尤在外国文艺理论研究方面见长。近读他的《走辩证整合的文学研究之路》一文，实感乃厚积薄发之力作，归纳简明，分析精要，有思想，有见地，读后令人在哲学思维层面上受益匪浅。

哲学管总。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文艺研究创新，从根本上说，都归结为哲学层面上思维方式的创新。正是由此出发，吴文“对二十世纪以来的外国文学状况，作出实事求是的具有中国意识和中国气派的梳理和总结”，一针见血。他认为，五花八门的创作流派和理论批评学派，都在诸如客体与主体、文本间性与主体间性、存在与意识、内容与形式、生活与艺术、语言与历史、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时代性与文学性等“构成了或哲学或美学或文学或艺术的基石”的核心命题上“出了问题和毛病”――“不是把前者就是把后者片面化**化，而*终殊途同归，都未能看到两者之间的桥梁中介及其辩证统一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们总是从一种片面走向另一种片面，从一个**走向另一个**，虽然它们对某一点或某个方面的阐述不无合理的内核和有益的成分，但从总体看，它们没有走向全面和真理，*终成了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这一分析，不可谓不深刻精辟。上世纪末，我们也曾行色匆匆地追赶过外国一波波的文艺“新浪潮”、“新主义”，忙得不亦乐乎。比如说，在客体与主体的关系上，一会儿把“内宇宙”**化，强调“文艺是自我表现”、“艺术即直觉”，反对和排斥“宏大叙事”和“**主义”；一会儿又把“外宇宙”**化，强调“文艺是经济进化的标志”、“市场是检验文艺的*终标准”，漠视和取消文艺在人类审美地把握世界、坚守*特的精神家园中的神圣职责。不容讳言，这种从一个**走向另一个**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对于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的负面作用，至今仍顽强显现。***同志当年尖锐批评的那种“形而上学猖獗”，并未销声匿迹。

更发人深思的是，吴文还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国外文艺界有识之士从上世纪末至今对这种走**、**化思维方式的反思和批判。英国现代派大诗人艾略特，曾一度以“作品的自律性”**由“历史意识”孕育的“感情和个性”，后来就深刻反思道：“历史意识”中“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与当代的关系”。苏俄形式主义代表作家什克洛夫斯基曾第一个提出文学研究只是研究“内部规律”、否定生活与文学的联系的观点，但他90岁高龄在新著《散文理论》中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反思：“以为词仅仅是词，文本仅仅是文本，这个人首先就不是艺术家”。“我曾把生活之流和艺术之流分离开来，这是不对的”。“脱离世界历史，不分析历史的种种病痛，不解决人类所走的全部艰难困苦的道路，而要理解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不可能的”。法国著名的结构主义学者托多洛夫也曾把文学的起源和历史排除在文学研究之外，但后来在其《诗学》中也明确反思，应该把文学作品与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联系起来，使之具有哲学和历史的性质……这些反思，是哲学思维层面的真正创新。

其实，倡导走辩证整合的文艺研究之路，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优势所在。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就曾精辟总结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特征和优势：“兼和为上――兼容多端而相互和谐是价值的*高准衡”。他说：“合多为一谓之兼，既多且一谓之和”，“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兼容和谐，辩证整合，理应成为当今文艺审美思维的遵循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