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创业就是要置之死地而后生

2011-09-15来源 : 互联网

俞敏洪这个名字,相信当今大多数年轻人都知道。在一些大学生、留学人员以及白领的心目中,俞敏洪的形象就像神一般,他们“崇拜”俞敏洪。曾经有一位朋友抱怨,俞敏洪的“粉丝”甚至不允许你用“中性的语言”来描述俞敏洪。有人估算,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中,有70%是新东方的学生。在国内,大学生要是没听过俞敏洪的演讲,更被看做是落伍。他究竟是一个不错的教师?还是一个偶然成功的商人?抑或是一个被逼无奈的“痞子”?俞敏洪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下海”潮中,有着标志性意义。2006年,新东方在美国上市,作为新东方的创始人和校董,俞敏洪的财富陡增,成为“中国最富有的老师”。在这个“神话”背后,俞敏洪究竟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一个真实的俞敏洪是怎样的?他究竟是一个不错的教师?还是一个偶然成功的商人?抑或一个被逼无奈的“痞子”?

被北大逼上梁山

“北大是一个令我百感交集的地方。”俞敏洪对北大的情感,可以用“五味杂陈,爱恨交织”来形容。北大给予了俞敏洪什么?老俞每每讲起北大,似乎都是苦大仇深。讲他当年如何被北大边缘化,如何被忽视。俞敏洪有一段精彩的自我控诉:“进了大学,没有一个女孩爱上过我,我是个Loser(失败者);在北大教了七年书没有什么成就,我还是个Loser;在北大十年没参加过任何活动、加入过任何团体,我是个Loser……”当然,俞敏洪也承认北大对他的熏陶:“没有北大,就没有新东方。现在新东方的一些精神,或者是一些做事情的方法,坦率地说是融入了北大精神的。”很多时候,屈辱和压抑会使一个人爆发,俞敏洪的经历就是这样。据说,当年他常常一天背十几个小时的英语,因为英语老师当众说他讲的英语“只有俞敏洪三个字能让人听懂”。

俞敏洪在北大教书四年后,终于分到10平方米的房子,这让他决定要把一辈子献给北大。但后来,看到同学、朋友都相继出国,俞敏洪忍不住了。他也开始紧敲密锣地准备出国。在北大成绩并不优异的他,在努力了三年半后,留学梦断。为了生计,也为赚点钱继续他的出国梦,他在校外办起了托福班,为自己的出国学费快乐地忙碌着。上帝也常常戏弄那些刚刚燃起希望的人。这次,俞敏洪受到的打击可谓是毁灭性的:1990年的一个秋夜,细雨溅落在静谧的未名湖上,激起阵阵涟漪,在夜色中蔓延开去。俞敏洪和朋友高兴地喝着小酒,聊着家常,描绘着他渐渐清晰的出国梦。北大的高音喇叭,此时一如既往地放送着校园晚间广播。“你听你听。老俞,在说你呢!”同伴惊呼。原来,广播里正在播送对俞敏洪的处分决定。北大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宣布了对英语系教师俞敏洪的处分,其中说了四五条处分理由,最重要的是打着北大的旗号私自办学。这个处分决定被大喇叭连播三天,北大有线电视台连播半个月,处分布告在北大著名的三角地橱窗里锁了一个半月。处分突然袭来,方式和程度如此激烈,表明了校方的震怒。北大的这种“礼遇”,就是要让他没有面子在北大待下去。颜面扫地的俞敏洪,只得选择离开。“北大踹了我一脚。当时我充满了怨恨,现在却充满了感激。”俞敏洪如此解释:“如果一直混下去,我现在可能是北大英语系的一个副教授。”但当时,这个被赶出家门的北大教师,选择了做一个“个体户”。

俞敏洪同事、新东方的李杜讲得幽默而到位:“老俞被北大处分,作为三流文人,既想保留文人的体面,又缺乏一流文人的风骨,不敢自沉未名湖。于是退而求其次,唯有辞职,落草为寇。此谓置死地而后生。”但正是这“落草为寇”,激发出了他的痞子精神。被北大“逼上梁山”的俞敏洪,从此走上了不归路。

痞子演绎新东方

离开北大后,俞敏洪首先面临的是如何进行自我调适,转变“眼睛朝下,鼻子朝上”的北大姿态。被逼到悬崖边的他,义无反顾地甩掉了北大这个包袱,开始相信商业的力量。他开始思考如何营销自己以及自己的培训班,学会与社会、政府的各色人等打交道。一介书生,就此迈进江湖。

在北京冬日的寒风中,俞敏洪是这样起家的:一间10平方米的破屋,一张破桌子,一把烂椅子,一堆用毛笔写的小广告,一个刷广告的胶水桶。北京寒风怒号的冬夜,俞敏洪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刷广告。手冻麻了,拿起二锅头喝两口暖暖身子。寒风中喝二锅头贴小广告,这时候的俞敏洪,显出了痞子的狠劲。新东方人都有一种电线杆情结,因为新东方是靠老俞在电线杆上一张一张贴广告贴出来的。曾经因为市政建设,来人要拆新东方外面的两根电线杆,老俞急了,死活不让拆,最后花了7万元才保下那两根电线杆。教师出身的俞敏洪渐渐显露出他的经商才能,只靠三招,就打下了自己的江山,ipod converter。一是价格战,当时基本收费都在300~400元,俞敏洪只要160元,而且还是在20次免费授课之后,不满意可以不交钱。二是推出核心产品,他赖以成名的“红宝书”——《GRE词汇精选》。三是情感营销,向学生讲人生哲理,进行成功学式的励志教育,再加上他幽默的授课方式,深深地吸引了学生。俞敏洪认为自己的成功与做过老师有关:“老师做企业家是比较容易成功的。因为我们理解人性,知道如何满足学生的要求。”确实,他对学生心理的理解是深刻的,并且充分利用了学生对老师的信任、崇拜心理,而获得别人的信任。

枪打出头鸟。很快,江湖的险恶就让俞敏洪有了深刻体会。俞敏洪的名声响了,招的学生越来越多,但也断了别人的财路。中国的培训市场一直是一个充满杀伐的江湖,地盘的争夺战蔓延到了贴广告的电线杆,先是俞敏洪的广告被对手覆盖,后来当场就给撕了,并把老俞的员工给一刀捅到了医院,对手情急之下使出了狠招。俞敏洪只能求助于公安,为了和公安兄弟拉上关系,俞敏洪豁了出去,一气喝下一斤多五粮液,直接被抬进了医院。创业路上几多艰辛。此时的俞敏洪,完全没有了北大的书生气。除了他那瘦瘦的身材和厚厚的眼镜,痞子精神附身了,一个企业家的身影渐次清晰。一个人创业是孤单的。俞敏洪想起了海外的“兄弟”徐小平、王强和包凡一。于是,他不远万里,前去邀请他们回来一起办新东方。他们来新东方,怀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和对自由的憧憬。靠着这种梁山聚义的草寇方式,借着当时英语学习热和出国热,新东方开始如野草般疯狂生长。

痞子精神的悖论

创业者成事,要有点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痞子精神。但是,事业做大之后,痞子的自由放任必须向企业家的严谨转变。2000~2004年,是新东方最困难的时期,俞敏洪备受煎熬。他要完成从一个老师到一个企业家的转变,并将一班聚义兄弟变成一个管理团队。“这个过程很痛苦。从原来梁山聚义的做事方式,变成按部就班、层次分明的做事模式;从原本激情狂热的做事风格,变成冷静而有判断力的做事规则。这种改变,需要把自己个性中的一些东西丢掉。”这种改变对俞敏洪来说,并不轻松。此时,外部打击也接踵而至。先是“9·11”事件,赴美签证大幅减少,新东方的留学市场受到极大影响;接着是“非典”袭击,停课四个月,新东方损失过亿元。此外,还有ETS(美国教育考试中心)对新东方偷题的诉讼,新东方为此赔付了600多万元。

外患是暂时的,内忧则可能致命。“哥儿们义气一起做,做到最后就没有规矩了。”利益、情感、人性纠缠在一起,新东方上演了一出人性搏杀大戏,俞敏洪这个主角在其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表演才能。最主要的是利益问题,做大了,股份怎么分?新进入的市场怎么分?“创业之初的伙伴们在新东方日进斗金后,不再像以前一样安于自己的分成,逐渐产生了利益纠葛。由于以前没有一套机制来规定剩余利益的归属,大家开始了争执和吵闹。”新东方三驾马车中的两驾要脱离组织,王强、徐小平先后向俞敏洪递交辞职书。此外,俞敏洪曾经的上铺兄弟包凡一也提出辞职,要求退股。2004年,另外两大支柱胡敏、江博也出走。曾经的“盟友”相继“造反”,眼见着新东方的核心团队就要瓦解。争斗的同时,这些知识分子型商人开始了对痞子精神的反思,开始了对商业规则的痛苦适应。俞敏洪说: “大家就惊慌失措了。因为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学过商业规则,从来没有学过股份制,连有限公司和无限公司都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来拆分这种利益躯体。”王强回忆道:“大家一样痛苦。比如说利益问题,你要分股份,股份该怎么分?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必须在谈判桌上来谈这些,彼此间的情感确实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俞敏洪面临的困难,不仅仅是兄弟们“造反”,还有来自老婆、老妈的压力。就像很多民营企业一样,新东方是俞敏洪和他老婆一起创办起来的。后来,老妈,老婆的姐姐,老婆的姐夫都在新东方工作。不仅俞敏洪这样,其他创业元老也如此。而且,俞敏洪的老妈对公司管理的指指点点,引起了海归们的不满。为此,俞敏洪制定了一个回避原则:直系亲属一律不能在公司工作。

这个规定首先就没有获得他老妈的同意:“你这个对我不管用。”俞敏洪还是强势执行了。结果是,老妈生气,老婆半年不理他。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内争外斗中,俞敏洪扮演了一个“刘备”的角色。他自己也说:“我比较像刘备,常常用眼泪来赚取其他管理者的同情,我不擅长用严格的纪律来限制和管理人才。”俞敏洪用这种灵活的、甚至靠感觉的管理方式,在新东方内外上下腾挪。外界也因此评价俞敏洪不懂管理。“我这个人比较仁慈,容得下人。我的柔弱个性在新东方内部起到了黏合作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走向极端。这是新东方没有崩盘的重要原因。”这也正是“刘备”的高明之处,表面柔弱,悲悲戚戚,但每一次预谋都能达到目标。无论是新东方的股份制构建,还是企业家族色彩的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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