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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花团锦簇的时代，排演阿尔托的戏剧是一件十分令人兴奋的事情，这是大多数观众观看《暴虐伯爵》(根据阿尔托《钦契》改编)所抱的初衷。阿尔托的剧作本来不多，重排更是极为稀罕。此前，观摩过一个华语剧团排练的《血喷》，丝毫没有阿尔托的象征化的手段和力图达到的残酷效果，而演绎为一个十分豪华的时尚的闹剧。作为一个深入阅读过阿尔托的观众来说，潜意识中总是不抱太多的想法和期望。1935年，阿尔托排练此剧的时候，原抱有极大的期望，但*后也是草草收场，演出仅仅维持了17场。毕竟，残酷并不容易达到。
在阿尔托那里，残酷宣示了一种反抗的力量，是对*根本的欧洲文化基因的一种根本的质疑。1926年阿尔托与诗人维特拉克共同组建阿尔弗雷德•雅里剧团，只上演过几部剧作，其中《血喷》是一部原创的剧作，很短，演出只有三分钟，没有连贯的情节和逻辑，人物符号化，充满了隐喻和象征，充满了质疑和反抗。相对于《血喷》来说，《钦契》是一种后退。阿尔弗雷德•雅里的尝试超出了观众的欣赏阈限，剧场不仅要显现一种残酷，更是对观众传达这种震撼性的力量。用一种观众熟知的形式来传达一种不重不曾体验的感觉：生命是一种观众未曾意识到的残酷。血腥和**只是一种表象，只是一种让观众能直觉地感受和体验残酷的手段和一种直观的形式，一种禁忌的突破的演出可以照见人*隐秘的黑暗。
《钦契》是阿尔托的选择。钦契的故事是十六世纪的真实事件。阿尔托根据历史事件，参考雪莱的剧本和司汤达的《意大利轶事》改编。两者的虽然结构十分相似，但是其风格则迥然相异。在雪莱那里，表现的一种警醒，警惕心中隐秘的黑暗的力量。阿尔托直接呈现了谋杀和**，试图让观众感到直击的震撼。语言的节省，迅疾的动作，像一阵疾风骤雨，在观众心里激起强烈的反映。但不得不说，相比较《血喷》来说，他更接近传统的戏剧表现，残酷是通过人物行为的**而实现的。
《暴虐伯爵》如何在有限的条件内来呈现阿尔托的残酷呢?极简的舞台，几条白色的布匹垂挂下来，八个白色的人形偶吊在舞台的上方，气氛极为严肃，再加上恐怖阴森的音乐，应该说比较简洁地暗示了一种氛围。舞台的**是垒起的两米见方的木台，木台的后方是一个破旧的高背钢条椅子，显然这是借鉴了阿尔托当年演出的螺旋形台阶的设计。从文本改编来说，删掉了很多枝蔓的人物，同时，将钦契所犯的罪恶以及与教会的背景都做了大幅的删改，如果说原剧本更重在对于钦契的暴虐的表现，注重了更广阔的背景以及人物内心隐秘的揭示;改编则只是简单地复制了这个过程，更注重的是这种家庭的谋杀，而无力呈现阿尔托对于个人的无尽的恶的探讨。这表现在钦契和儿子伯纳多的对话中，原剧中没有，但是改编则加入了大量的隐射现实的话，这是否背离了阿尔托的原意。残酷戏剧对于现实的意义不是对于现实事件的意义，而是揭示隐含在现实下的人的内心的残酷现实。同样，女儿谋杀钦契的那一场有一种人物的转换，钦契看到了女儿比阿特丽斯仿佛看到了当年的妻子，显然这种移情式的体验并不是残酷戏剧所需要的。女儿谋杀父亲的那一场更多让人看到的是**意味而不是残酷意味。*后改编让教士奥西诺成为了伯爵，历史仿佛是一种轮回，阿尔托肯定不会显示这种历史的肤浅教训，轮回也只是内在之恶的轮回，这才是自然的一种原动力，是人作为一个为自然立法者所必然面临的尴尬结局。
动作，迅疾的动作而非语言，是阿尔托的追求。改编减弱了动作性而增加了语言，仿佛没有语言，演员在台上就毫无支撑。同时，节奏十分缓慢，也削弱了力量。那些添加的极为熟悉的语言，让观众产生一种现实感“间离”感觉，更像是一种社会性的控诉，演出更像是一场易卜生式的演出，残酷销蚀殆尽。
阿尔托选择《钦契》的故事，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一种传统的现实的戏剧语言之上重新建立新的戏剧语言，其结果就是声音太大而让观众失聪。《血喷》已然如此，《钦契》也不是日常的观众可以接受的。不过《钦契》的这种回撤让阿尔托也极度失望。从此，他将戏剧探讨的希望寄托在原始的仪式中，开始了艰难的墨西哥和爱尔兰之旅，真正的残酷，未来的戏剧希望也许保留在那想象的异邦里，神秘的仪式中，与西方迥异的东方戏剧中。应该说《钦契》于阿尔托来说，是一种转换的契机。
我想对任何重排阿尔托演出的人致敬，《暴虐伯爵》无疑是一种**的尝试。但是必须提醒一下，有**固然很好，但是**永远代替不了才情;日常表象也不是真正的残酷。阿尔托就是卡在西方文明的嗓子眼的那根鱼刺，人们阅读和理解他，以为是靠近他了，但是他永远是一个无法消化的一种实在。以一种近乎膜拜的方式来演出阿尔托，也许渐行渐远，在这个残酷的时刻，也许以闹剧的方式来演出阿尔托，才更贴近他的原意。任何以试图以残酷的方式来重排阿尔托，都是一种以阿尔托之名的超智力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