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群在书中写到:我每一次演讲,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应该向青年讲什么?我又能讲什么?据说当下中国校园里的讲座,和我所熟悉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大不相同。那时候演讲、讨论的,都是关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时代重大问题以及人生选择这一类的大话题。但现在这些话题都不合时宜了,一切都“与时俱进”了。“如何就业,怎样攻关”,就成了大学校园里的热门话题。太严肃的、理想的演讲,已经没有听众了。
我相信这样的说法,我也看清了,我的演讲,不可能、也不应该面对所有的青年,只能是能够不同程度上引发共鸣的青年,大体上就是鲁迅所说的“醒着”的或希望“醒着”的,“要前进”的青年,用我的说法,就是***的理想主义的青年。我的每次演讲,上百人的听众中如果有三五个人听进去了,我就很满足了。
在确认了演讲对象以后,我当然还是延续八十年代的话题,言说世界、国家的大事,大问题,讲人生、理想。这些精神性话题,在八十年代是普遍关注的公共话题,再自然不过;但到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新世纪,却成了不合时宜、不切实际的“梦话”了。我却明知如此偏要讲,因为这正是当下中国的问题所在: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精神的高扬,却陷入了物质主义、实利主义、消费主义、虚无主义、犬儒主义的泥坑,造成了精神的危机。
缺什么就应该讲什么:今天的中国正需要大讲精神,说超越于物质的梦话。而且在我看来,青年时期就是应该“做梦”,讲理想、价值、彼岸世界、**关怀的年代,现在的年轻人的“早熟”其实是未老先衰,是一个不健全的人生,为他们补课,应该是我们这些做教师、学者的成年人的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