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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两端频下铁闸，“史上最严厉”的行政手段的确扼住了楼市的咽喉，但若期望市场的长治久安，便不可寄于长期的非市场手段。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新政重拳的深远内涵，就是改变房地产业的增长模式，并在遏需求的同时增供给，尤其要增加保障房和普通商品房的供给，以满足低收入群体和“夹心层”的切实居住需求，而其重中之重，便是保障房“大礼包”如何兑现。
首先，挂牌出让采用的是相对市场化的“招拍挂”手段，竞地企业虽然也应担负社会责任，但其首要目的仍是盈利。设置低价上限固然可防止地王出现，但在一则“上限”不明，二则配建公租房对于商品房产品影响前景不明，相应资源投入却被“分享”、产出难于估算的背景下，指望逐利的企业帮地方政府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确有点“拎不清”。调控新政明确了要增加普通商品房和保障性住房的供给，但这两种住房的供应主体必然有所区分，市场的归市场，保障的归保障，这种打包出让的方式看起来是两全其美之策，却忽略了盈利组织和非盈利组织的本质差别，至少，在类似香港廉租房reits这类保障开发商利益的举措出台前，很难说市场化的企业会有做保障的根本动力。
其次，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下达的保障房用地和供给目标十分清晰，而指望着靠市场竞争在供应商品房地块中加大保障房用地的比例，本身就存在悖论。一方面，以此方式增加保障房用地势必会减少普通商品房用地供给；另一方面，此模式算不清保障房用地供给的具体数字，一切只能事后看，如何实现切实的量化控制？
再者，目前公租房门槛很高，能满足者基本不属于购房的主力人群，因此，即便增加公租房供给也难以改变住宅产品的供需格局。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动真格的”，大力降低公租房等保障产品的门槛，方可剥离出相当的社会需求由购转租，或借鉴某些地区已实施的“共有产权”模式，以减少地方政府的资金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