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仁：政府应重视富二代命题

撰文/何仁

江苏政界总是领风气之先，虽然遗产税的问题还未提上立法议程，可江苏省实施的“两年内在全省培养1000名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计划”已经在为改革开放30年来所创造财富的企业家们做“后事”安排了。此举一出就引起了热议，有媒体称之为江苏“富二代”问题的破局，与此同时，“富二代”进国企、上党校也遭到了一些社会上的质疑，有人认为是多此一举。

那么，“富二代”究竟是不是一个问题呢？

首先，“接班人”问题自古至今都是人类社会的头等大事。在中国，自尧、舜、禹的禅让，到夏、商之后的嫡传，最后到明清交替，没有一件改朝换代的大事与接班人无关。即使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建立了，毛泽东同志仍然把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问题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所谓“创业”与“守业”一直是贯穿中国历史，甚至是人类历史永恒的主题。人类的社会活动，无非就是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过程，有什么样的人，就会做什么样的事。

这次江苏省委组织部对省内前250强的民营企业和100家成长型民企进行调查后，企业上报后备人才294名，其中企业老板子女只有116人，占总数的39.4%；与老板是亲属关系的有155人，占总数的52.7%。看来此事并非只是“富二代”，实际上是培养民营企业接班人的问题。

其次，用何种方式确定“接班人”。确定接班人，在人类历史上大致可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西方式的，一种是东方式的。西方式的大概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在古希腊斯巴达社会，我们会看到这样的场景：成千上万的公民聚集在一个露天大剧场，几位元老被带进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这时，另几位执政官候选人先后被带入场内。屋内的元老并不知道候选人的出场顺序，但每位候选人出场时，群众都会发出欢呼。元老们就根据欢呼声的大小来投票决定谁是“接班人”。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则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就是指定，后来则发展为“立嫡以长不以贤”的模式，其重点在于对接班人的教育和培养。

这两种方式并无优劣之分，而且这两种方式在确立之初很可能受到了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如传说中禹是禅让与伯益，但众人不服，才传位于儿子启。应该说这两种方式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现代商业社会，确定企业接班人的方式更是丰富多彩。由于有了《继承法》，有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既可以是子承父业，也可以是外请高明，甚至可以搞个财产信托。人们过去所担心的“富不过三代”的问题会有多种解法，而不太可能成为一种规律。

第三，如何培养好民营企业的“接班人”。这次江苏组织部门表示，培训“富二代”不但要学习经营管理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做人，培养出对国家、对人民、对党的感情来。这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程，我们学习到了很多科学知识，有关经济管理、企业管理的书籍一直是热销书。但我们的企业经营环境却一直得不到改善，合同违约、商业欺诈、破坏环境、劳资矛盾、官商勾结、不正当竞争。每年因企业违法给社会造成的损失数以万亿计。

所以，很多有成就的第一代企业家一再表示，“做事先要学会做人”。尽管江苏省委组织部门此举受到了一些人质疑，但这也确实让人们从对物质财富追求的后面，看到了人的因素。这无疑是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天下汹汹，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言必经济，动辄指标，显然是颠倒了人与物的关系。如何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这当然不仅仅是“富二代”的问题，而是第三代、第四代，甚至是关系到整个社会大的问题，这也许是组织部门无法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