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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琼斯&Co.的创办人曾相信，在未来的某天，对不在华尔街上班的人而言，财经新闻也会很有价值。而在1902年买下道琼斯公司的Clarence W.Barron与其妻子Jessie也如此相信，据说，在Barron辞世那天，他*后的遗言仍是：“今天有什么新闻？”
在Barron的年代，财经新闻还是小众又呆板的东西，然而Barron和道琼斯编辑、发行们，努力改变了人们的想法。他们用活字印刷印出报纸，再来是广播、电视，他们一点一滴地证明，从铁路的建设到购买日用品，财经信息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然后，成长为有制度、能获利的企业，把触角伸向世界各角落。
不过， 道琼斯并非一路走来无风无雨，它也曾投资失利，也曾发生过内线交易丑闻。握有道琼斯大部份股权的班克罗夫特家族把经营公司的重任交由执行高层来负责，但班克罗夫特家族并不总是同意他们的决策─有时连家族内的意见都相歧异。
两位记者创办《华尔街日报》
道琼斯的创办人Charles Dow与Edward Jones本身是记者出身。他们先为华尔街一位财经信息经纪人工作了2年，后来决定自己介入这个市场。1882年，他们在纽约下曼哈顿区一家糖果店的地下室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这个地点现在已经成了纽约证交所。而在7年后，《The Wall StreetJournal》就诞生了。
Dow是个沉默但有超群记忆力的人，他常把笔记藏在袖口，也以能一字不漏引用他人话语而知名。Jones则是个追求美好生活，又能写出一手精妙分析报导的人。
当时的财经记者，就像**侦探、速记员与八卦专栏作家的混合体。1900年加入道琼斯的记者OliverGingold 说，“搜集新闻是个严苛、丝毫不能松懈的工作。”他在道琼斯一待就是60年。
他说，“许多公司甚至不愿对自己的股东公布年报，所以记者得花很长时间守在董事长或公司门外，看有没有机会堵到一个知悉内情的人。”然后信差会*速把记者的新闻送回，在办公室进行手抄复写，然后再派送到订户家。
很快地， 道琼斯报导的*特风格让它拉开了与竞争对手的距离。当时的财经报导，是联合了企业与投资人共同来操作市场，但 道琼斯的报导则是客观地从谣言中抽取出事实。刚开始，公司还规定员工不可投资他们所负责追踪的公司，类定的规定在今日仍可看到。《Wall Street Journal》早期的格言简单而明确：正确运用事实。
Barron时代：财经新闻事业*理想的经营者
在1902年，Barron以13万美元买下道琼斯时，《Journal》只有7000位订户。但是Barron和之后的编辑们却对此感到很满意，因为《Journal》的订户多是**阶层，比较富有、受过良好教育，也比较有影响力。这使公司可以对订户和广告主收取更高的费用。
《Journal》的新闻报导中不得掺杂记者个人的意见，因此《Journal》推出了评论**及经济议题的版面。1908年加入 道琼斯任职社论版编辑的WilliamHamilton，为这版面设定了“解放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目标，支持撤除贸易壁垒，赞成降低税率等议题。
除了办报，Charles Dow的另一项创举是市场数据。由于当时金融市场太混乱，许多人都认为市场太不理性，但 Dow认为，必定有办法测量市场的脉动。他在1884年发行了追踪11档个股的综合股价指数，其中大部份是铁路公司。在1896年， 道琼斯推出了追踪12家工业公司的指数。
道琼斯1897年也涉足电报收发报机业务，以提供全美各股票经纪公司*快、*实时的市场信息。这项新闻发报服务，虽不像 道琼斯的报纸业务赫赫有名，但却在公司惨淡经营的某些时期，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
为了*更多钱，过更上流的生活，Edward Jones在1899年离开了道琼斯，加入一家股票经纪公司。而Charles Dow 也因健康情况不佳，在3年后将公司卖给了Barron夫妇。
在美国企业开始大展拳脚、*进大笔营收的时期，Barron可说是财经新闻事业*理想的经营者。在维持新闻报导深度的同时，他将报导范围拓展得更广。当《Journal》 愈来愈有影响力，市场操作者就愈难对Barron和员工施加压力。“我无意成就或摧毁任何一家公司，“Barron曾表示，”我只决定要不要给某家公司机会摧毁我们。”
不过在1920年代，当道琼工业指数上涨3倍来到381点的时候， 道琼斯的报纸和新闻发报服务也欣欣向荣。在Barron退休的前1年，他长久以来的梦想终于实现：更多美国一般民众开始投资股市，分享这个国家成长中的财富。当他于1928年10月去世时，美国股市正要起飞，来年8月，《Journal》的评论中说，“秋季的前景似乎是*近几年来*好的。”
Kilgore：重建《Journal》的声望
不过紧接着，就是1929年10月29日，著名的“黑色星期二”股灾。虽然股灾过后，《Journal》头版仍以“下滑后持稳”做为大标题，但道琼斯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信心却保护不了自己，它眼睁睁看着订户与广告流失，发行量锐减50%，报纸版面也砍掉了一半。
不过紧接着，就是1929年10月29日，著名的“黑色星期二”股灾。虽然股灾过后，《Journal》头版仍以“下滑后持稳”做为大标题，但道琼斯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信心却保护不了自己，它眼睁睁看着订户与广告流失，发行量锐减50%，报纸版面也砍掉了一半。
当华尔街股市与美国经济在1930-1940年代慢慢复苏时，道琼斯也正努力重整旗鼓。那时的股市已不再是任由内线人士操弄的天堂，政府开始控管市场、制定游戏规则。在较好的沟通与运输条件下，企业也破除了地域界限，开始发展成区域性或全国性的大企业。到1940年代，身在美国东西两岸的不同企业家，所希望得到的金融信息却是相同的。
这时的《Journal》 读者，也不想再看死板板的财经报告了。那时的年轻记者Bernard Kilgore，用对一个虚构角色解读财经新闻的体裁，所撰写的专栏系列文章“Dear George”，受到读者的大好评。 Kilgore的专栏受欢迎的程度，说服了《Journal》 的管理阶层，若想吸引更多读者，他们真的需要做点改变。
Kilgore在1941年当上《Journal》的编辑总监，当时他年方32。接下来的25年中，他一步一脚印地重建《Journal》的声望，让订户数从3.3万人增加到110万人。在美国经济与社会整体的成长变动下，Kilgore无人能出其右的洞察力，仍能让《Journal》 的报导方向、特色和深度处于完美的和谐状态。
在Kilgore的年代，大部份的新闻报导都谨守“5W准则”：在报导的第一句，应写明相关的人、事、时、地、物 5件事情。这种快速、明确的报导方式，有时却会让读者一头雾水，不明白来龙去脉。Kilgore偏好分析式的报导，在描述完事件之后，再以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它。
《Journal》*特的头版版面也出自Kilgore 手笔，满满6栏排列，几乎没有广告，这版型一直沿用到2006年。Kilgore 认为，这是一份全国性的报纸，东、西岸的不同版本*好看起来要一致，也因此头版不放照片。
Kilgore在1945年接任总裁职务，当时道琼斯获利约为21.1万美元。到1966年，他退位前一年，道琼斯获利已经超过1300万美元。尽管如此，Kilgore任内也做过不那么睿智的决定。为了吸引较年轻的读者，他于1962年推出了周报《The National Observer》。这份报纸内容繁杂、方向广泛，但经过高度包装，吸引了为数可观的读者。在1973年的高峰，它拥有56万读者，但广告主却一直觉得，与其说它是周报，它更像一本杂志。
不愿忍受它再拖累公司营收，1977年道琼斯董事长Warren Phillips宣布，“《Observer》长久以来自给自足的努力徒劳无功”，决定停止发行。在它发行的15年间，花了公司3400万美元。
有些人相信，若 Kilgore没有在1967年过世，那么他一定有能力挽回《Observer》的衰落。Kilgore在道琼斯企业文化中已经成为一个模范，当往后的公司管理人遇到困难时，他们经常自问，“如果是Kilgore，他会怎么做？”
不过当时《Journal》已经成长为拥有*多订户的美国大报，《Observer》的停刊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挫折而已。在1966年至1983年间，订阅数成长到2100万份；在1977至1983年间，广告刊登费用以每年1成的速度上涨，但广告主丝毫不在意。公司的员工开始报导原本属于“非财经”的产业，如法律、不动产、娱乐和健康。就算《Journal》的员工没有在公司获利大好的那些年变得富有，起码他们也享有相当优厚的员工福利。
那时的头版是全灰色的。抱歉，没有图片，不过文字本身就已经熠熠生辉了。头版中栏的猎奇故事经常能令人开怀大笑——很少有报纸的头版能有这么幽默的文章。有时，这些猎奇故事会以第一人称讲述记者们如何小试身手，反串女子举重队员、桑拿房侍者或职业迪斯科舞者等职业的故事。
康比德1985年已经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后来出任首席执行官了，他是当时公认*好的写手。当时会研究他从亚洲发回的报道，学习大师是如何写作的：看他如何报道在越战期间的“春季攻势”后不久，一家越南动物园如何杀死大象；看他如何报道在印巴战争期间，他所在的达卡遭到围困，报社指令他离开该城，他却发回“未收到指令”的电报，以示拒绝。他在达卡的报道赢得了普利策奖。他也命中注定要领导这家公司。
那时候真是担心好时光会稍纵即逝，而且后来就真的逝去了。康比德的编辑水平依然无可挑剔，他也得到了背后控股的班克罗夫特家族毫不动摇的支持。但就在康比德的任期内，道琼斯逐渐江郎才尽了，其所赖以崛起的商业智慧和好运气都慢慢用光了。随着公司经济上的下滑，新闻品质也开始下降。头版中栏的故事越来越索然无味，后来就被取消了。左栏的社论曾经对美国和世界事务做出过*清晰的分析，后来却变得异常平庸，也被取消了。一连串的改版破坏了旧版《华尔街日报》的风格和品味，却没有形成富有特色的新定位。
已经进入默多克时代
上世纪80年代的《华尔街日报》很好地证明了：好新闻和好商业是携手并进的。当时的《华尔街日报》有不少精通商业之道的人才，更有优秀的记者与编辑做他们的坚强后盾。那是一张坚定而又精明的报纸，每天早上读读它的头版，甚至要比读那些言词激烈的社论版更让人觉得带劲。
但是，就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蒲思鼎、休伊等人才跳槽到时代公司，报道与社论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了变化。《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越来越喜欢做*立的报道，这些报道虽然也是新闻，但往往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而且社论版的势头经常压过了新闻版。我怀疑，这一变化对报纸的读者基础产生了破坏性的作用。那些来自右翼的，尖酸刻薄而又*气十足的社论，*终让广告商对这张报纸不再痴迷。
在《华尔街日报》的老员工看来，过去的十年就像是看着一辆汽车如何缓慢地老旧下去，*终轰然瓦解。驾车者曾经是我们的朋友、那些*受尊敬的新闻工作者们。而现在的情况就像是默多克开着一辆救护车来收拾事故现场的残局。
不管默多克对《华尔街日报》做出什么样的改变，人们都会感到悲痛。不管默多克做什么，他们都将指责他谋杀了一张伟大的报纸。然而，这整个故事的令人心酸之处是，记者心目中的这个报业“帝国”，其实早已处于濒死状态了——而且它身上的许多伤口，都是由它自己加上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