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们的公共生活（2）

“千万不要叫全国人民看笑话”  那时候杨利川还没有加入这个组织。他是在网上看到协会成立的消息。“我当时感觉，这就是我期待的那个东西。”他说。  这位北京大学哲学系77级的毕业生，许多年来从未停止过对社会的关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校园里参加人大代表竞选。1990年代，他从河南某县县委副书记的职位上离职，试着以“当时体制内允许的*超前的方式”去组建经营一家**企业。随后，他抱着摆脱国企弊端的愿望，南下广东，去尝试一种新的企业模式。  “到2000年前后国内产权制度改革基本完成，这时候，我觉得，该有一种新的东西出现了。”这位东莞东亚包装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说。  所以，当他看到一帮共同发起成立这个环保公益组织的消息后，第二天，在一家高尔夫球场练球的时候，就给一位朋友打电话，然后辗转联系到协会，接着就把*打到了协会的账上。虽然那时他“连NGO三个字母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不过，“自投罗网”后不久，杨利川就发现，这个组织某种程度上陷入了“迷茫”。  在月亮湖边畅谈起未来和梦想时，几个企业家甚至还满怀浪漫地在沙漠里裸奔了一圈儿，但许多人很快意识到，尽管他们个个都是经营企业的高手，但对于*理这样一个环保公益组织，大都是外行。  “原先觉得，100个企业家，到那儿还不把小小的沙尘暴给*了？”王维嘉说。然而请来中科院的**进行了几次知识普及之后，他们才认识到，沙尘暴根本消灭不了，只能减缓荒漠化的进程。自然因素不可改变，只能改变人的生产生活方式。  那么协会能干什么？企业家们一时无法达成共识。有人提议种草种树；有人觉得把人畜全部迁出，生态会自然而然得到**；有人主张办个商会；也有人建议干脆把这些*存起来去做投资……  好在，当企业家们还没搞清到底要干什么之前，协会执行团队的官员和志愿者们已经开进了**善的村子里，协助村民搞起社区建设项目：让农牧民自己选择、自己做主来改变生产生活方式，真正成为生态保护的主体。  然而一向主张走“公司主导的产业化模式”的副会长宋军，却极不赞同协会的这种做法，他决定另行成立一个协会。这一事件，在几个月内竟未引起会长们应有的重视。  “当时很多人都没过脑子，觉得这只是件小事情。”副会长张树新分析道。她当时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大家不够较真儿。“如果对公共利益不较真儿，将不利于公共的种子生长”。  杨利川从张树新那里听说了这件事，很郑重地提笔给会长们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分歧倒也罢了，居然搞到另立门户，可见我们在游戏规则上的脆弱，以及在理念上是多么缺乏共识。”  他又联系到一段时间以来协会开会没有规则，理事们随意缺席，会长们在会上东拉西扯、草率投票等种种状况，在信中直言：“我们既然已经投入到这个组织中，出了*，那就应该*先在这个组织中体现公共精神，比在其他组织更加尽职尽责。”  “千万不要叫全国人民看笑话。”在那封信的结尾他写道。  据说这封信“挺起作用的”。信发出4天后，几位副会长相继从出差地赶往北京，根据张树新的提议，会长和副会长们“一个不少地”坐到了一起，坦率交换意见，讨论协会工作，并且进行了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  此次会后，形成一项制度：执行理事们一年为协会花费多少工作时间，都要由秘书处统计，每年向理事大会汇报。  也是在这次会上，张树新提出，自己愿意拿出至少一周时间为协会做义工，围绕协会的发展战略调查研究，提出思路和建议。  “既然生下了这个孩子，就应该好好养他，否则，还不如不生。”她说。  早在协会筹备初期，张树新就曾表示过担忧，怕大家只是三分钟热情。“我再也没有兴趣参加些始乱终弃的事儿了。”她说。  会上响应她的，是台湾大成食品公司主席、副会长韩家寰，他当场表示愿意共同承担这项工作。一段时间以来，他已经在心里屡犯嘀咕：“糟糕，我们这个会不会是老鼠会啊？”*初刘晓光让他“做对台工作”，他拉了20多家台湾企业加入，因此觉得压力很大，得对朋友们负责。  很快，由几名企业家组成的调研组开进了**善。一周时间内，他们每天早上8点出门，跟**谈，跟**官员谈，跟农牧民谈，跟执行团队谈，每天晚上都激烈地讨论到夜里12点甚至凌晨一两点。  一周后，他们分头撰写报告。在2006年的理事大会上，他们的报告几乎没有遭到反对就获得通过。报告把协会原有的宗旨往“小”里写了：一是“要用3~5年时间，以社区发展项目为核心，形成成功案例，为中国荒漠化沙尘暴*理提供可**的经验和模式”；二是“用5~10年时间成为中国社会参与荒漠化沙尘暴防*的具有专业能力和公信力的环保基金会”。  2007年，十几位企业家又自掏腰包，到美国考察各大公益基金会。之后，协会的战略进一步明确，并将目标量化：保护**善地区的200万亩梭梭树林，通过保护这种固沙作用**的树种来防*沙尘暴；同时将协会打造成一个孵化器，扶助中国草根 NGO。由于对荒漠化防*及对民间环保组织资助的有效工作，今年10月，该协会获得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咨商资格”，有权参加联合国环境方面会议。  当这个组织的核心理念一步步梳理清晰并获得共识之后，张树新说：“大家争论的时候就不会南辕北辙，浪费时间了。”  “其实在具体规则上大家一样缺乏训练”  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争吵了。  协会的工作人员们说：“企业家们吵得太凶了。”外界不时也有传闻：SEE开会总“打起来”。  “因为没有人是为自己的利益，所以可以理直气壮、表里如一地争起来。为了个人利益的话，还要技巧一下，现在大家可以很直白。”韩家寰说。  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也许正如云南红酒业公司董事长武克钢所言：“大家都一年交10万块*，你又不比我多交一分*，凭什么你说的就是真理，我就得听着？”  “我们这些人都太有决策能力，每一个人要说服另外一个人都比较难。”这是张树新的观察，“因为在企业里大多是一把手，他的话就是句号了。”  然而在这里，谁说了都不算，即便是会长。第一任会长刘晓光说，有时候开会，他只能苦笑，对这个意见说行，对那个意见说好。第二任会长王石的感受是，“会长*先是个受气包”。  这里开会从不摆主席台，座位不分主次。会长跟所有理事一样，不领薪酬。来参加会议，协会没有专门为他配备专车，餐费实行AA制，进会场随便找个地方坐。理事名录里，会长副会长执行理事们一律与普通理事同等待遇，按姓氏字母排序。  “这里人人都是平等的。”现任秘书长杨鹏说。  然而当这些平等而强势的个体集合到一起时，却发现，尽管他们在5年前就在理念上达成了要民主参与、民主管理的共识，但具体到如何运用民主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组织的公益目标时，他们都是新手。  “中国人对纵向关系比较熟悉，知道怎样对上，如何对下，却对横向关系比较陌生。”杨利川说。而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正是横向的合作与协商。  在这个群体里，虽然“海归派”看起来要比“本土派”更有民主程序的意识，但王维嘉承认，“其实在具体规则上大家一样缺乏训练”。  规则是一点点“磕”出来的。  协会*初的章程里并未写明执行理事选举是差额还是等额，但显然，等额的选举办法在成立大会那天晚上即遭到“攻击”，差额选举此后被明确写进章程。  章程里起先规定会长可以连选连任，结果遭到反对，章程便改为：会长不可两届连任，但可隔届参选。  刘晓光作完工作报告，会议主持人提议鼓掌通过。当时的副会长王石马上提出异议：“没有提意见并不表示同意，应该表决通过。举手表决已经比较落后了，鼓掌就更落后了，这就像人民公社了。”  刘晓光会长任职快期满时，“老领导要退休了嘛”，有理事提议推举他当名誉会长。结果，另一位理事一下“急了”，直接就安排要见刘晓光，直指这样有害于协会的基本价值建设。而刘晓光也在卸任时主动表示不当名誉会长。  2006年的年度理事大会，刘晓光将执行理事们前一天已经决策通过的下年度项目和预算，向“*高权力机构”理事大会汇报。结果坐在下面的武克钢一下跳了出来，说：“不对啊，显然程序反了。”  会长解释说：“程序不能改了，因为章程就这么定的。”  底下有人窃笑：“会长定调了。”但武克钢径直走到讲台前，抓过话筒说：“不行不行，我们后面已经形成‘反对党’了……”  于是，一次大幅度的章程修改被正式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