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国CFO生存状况调查

不久前，38岁的网易公司前代理*席执行官孙德棣病逝，当人们还在热衷讨论IT人的“过劳死”话题时，网易已低调宣布CFO李廷斌和COO董瑞豹联合接替孙德棣的工作。

粗略算来，这至少已是今年**发生的第六起CFO代理CEO的重大人事更替事件了。

在此之前，惠普公司CFO罗伯特・韦曼在董事会赶走前任女CEO卡莉之后当了52天的临时CEO，波音CFO、56岁的詹姆斯・贝尔在原CEO兼总裁斯通塞弗因婚外恋丑闻黯然辞职后暂时兼任CEO和总裁，家乐福CFO琼斯・杜丹紧急接替辞职的CEO兼总裁丹尼尔・伯纳德，而甲骨文公司*席财务官哈里・尤则被**的咨询公司毕博挖去出任CEO，诺基亚在两个月前就提前预告了公司现任移动电话部门主管兼前任CFO康培凯接替现任CEO约玛・奥利拉的消息。

以上CFO接替CEO事件的频繁发生，似乎让人明显感觉到CFO一词正在**升温。但在本刊于8月12日举办的“现代公司*理结构下的CFO角色高峰**”上，中国寰岛集团CFO史军却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在他的记忆中，中国大型国企公司中从CFO角色成功变成CEO角色的只有两个人。从我们查到的资料来看，这两个人分别是国航股份执行董事兼总裁马须伦和宝钢股份总经理艾宝俊。当然，麦肯锡咨询顾问出身的平安集团总经理张子欣也应该算上一个，他空降平安后先后从事过CIO、CFO工作，上市前从马明哲手中接过总经理的担子。不过，这显然与我们熟知的**500强有1/3的CEO出身于CFO的基本规律相去甚远，这其中***的一个人就是乘坐“湾流5”私人飞机到中国参加《**》**的通用汽车公司CEO瓦格纳，这位并非地道底特律“汽车人”出身的财务人，于2002年2月正式接掌通用汽车这个庞然大物。

为了进一步厘清中国CFO在公司中的权力、地位、薪酬、工作职能、横向与纵向关系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席财务官》杂志率先在国内发起“2005年度中国CFO生存状况调查”。历时3个月，针对国内上市公司、民营企业、大型国企、外企的CFO、准CFO以及财务总监、高级财务经理人，先后发放5万余份问卷，并回收2361份回馈问卷，其中有效回馈问卷1710份。在本刊学术顾问的大力支持下，经《*席财务官》旗下的CFO研究院汇总、分析、整理之后，形成以下这份“2005年度中国CFO生存状况调查报告”。

限于篇幅，本报告选取了调查中部分重点数据进行深入剖析。此外，为了使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CFO的生存现状和未来走向，我们引入了部分欧美的相关研究统计结果进行平行比较。同时，我们还有趣地发现，中国CFO阶层的不成熟，与眼下资本市场成熟度有着非常强的相关度，本次报告得出的诸多结论也是置身于这一大背景之下。

中国CFO3种临界状态

中国CFO们形形色色的临界生存状态，生动展示了这一崛起中的经理人群体的尴尬位置。逼近权力核心却远未登堂入室，角色疏离且核心使命远未达成。

位高权不重

作为地地道道的舶来品，CFO在中国公司*理结构中出现还不到10年。在本次调查中，有56%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公司设置了CFO的位置。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对乐观的数据，当然这也与调查样本公司类型的分布有关系，其中绝大多数股份有限公司和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都设置了CFO职位，相对于民营企业和非上市国有企业，细究上述这些类型公司的*理结构，董事会和管理层的“经营权、所有权分离”有一定先天基础，因此，意在“平衡管理层利益和股东利益”的CFO自然有设置的必要性。

本次调查显示，本土CFO的权力地位依然处于“位高权不重”的状态。尽管有6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公司的决策层，但能够直接向董事会汇报的CFO仅占受访者的15%，这个数字意味着中国公司*理结构远未形成有效的“信托责任制”，而“信托责任制”失范，恰恰是本土企业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不充分、不规范造成的。因此，作为郎咸平和顾雏军的口水大战结束的标志性事件，科龙公司总裁助理兼CFO姜源与董事长顾雏军一同落得个被监管的下场，我们回头再来看这件事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中国CFO在“信托责任制”失范的条件下，要么与违背诚信天条与心怀不轨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合谋，要么就在秉持职业操守的前提下选择离开。有趣的是，可以经常对搜狐公司CEO张朝阳“Say No”的CFO余楚媛，之前也曾经短暂地与顾雏军搭档过。

而即便抛开外部投资人的权力制衡因素，全员绩效考核体系设置这种学界称之为“管理会计”问题上的权力，仍然令人吃惊地偏小。其中，只有22%的受访者表示在全面预算管理上有决定权，高达62%的受访者只有建议权，甚至还有10%的受访者表示在这一问题上“没什么权力”。同时，只有23%的受访者表示在全员绩效管理体系建设上扮演主导者的角色，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更多地扮演着参与者的角色。套用体育比赛的语言，中国CFO们在这种状态下显然无法很好地“控制比赛”，而只能“被比赛控制”。

我们认为，上述情形的出现，固然与中国CFO地位不明朗有一定关系，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传统的预算管理和全员绩效考核体系的诸多缺陷投射在公司权力分配上诱发了这一结果。

通常来说，财务部门的一个主要功能在于为公司计划制订、决策选择和资源分配提供支持。计划制订过程应能保证目标业绩既是可行的，又与公司的价值*大化目标相一致。在大多数公司，目标业绩的确定与预算相联系，预算又与奖金相关。在这一前提下，预算的过程往往演变为经理层为了降低目标业绩与企业不断谈判，以争取得到业绩奖金。此时，原本地位就不稳固的中国CFO在老板――业务部门――财务部门之间艰难地讨价还价的过程中，甚至有可能沦为*低级的技术官僚――即为争论的双方提供历史数据、预算表格模板等等，至于业绩指标的制定，由于涉及太多业务领域的不确定性，加之中国CFO们囿于知识结构和经验所限，往往不敢妄下判断，由此也让出了相当一部分决策权。

哈佛商业学院教授迈克尔・詹信，在2001年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中的《公司预算制度已支离破碎――让我们来修修》一文犀利地指出：“传统的预算过程浪费时间，歪曲决策，并且把诚实的管理者转变成诡计多端的人……谈判游戏的代价, 扭曲的信息和误导的决策侵蚀着企业的价值。例如，仅仅为了达到能获得奖金的业绩水平而大幅提高价格，这种行为会使企业销售额减少，市场份额缩小，从而会损害企业的长期竞争地位。”

顺着Michael Jensen的思路，从积极的意义上说，中国CFO们应该在全面预算管理过程中积极争取用科学合理的预算，引导管理层对企业健康持续的获利能力进行建设，而不应简单地着眼于短期的利益，这是一种对投资人负责的更高层面的诚信行为。

薪微言不轻

如果看到今年4月7日出版的《商业周刊》，相信中国的CFO们心中一定会五味杂陈。这期的《商业周刊》中一篇文章指出：惠普公司CFO罗伯特・韦曼仅仅在代理CEO短短的52天中就拿到了300万美元的惊人薪水。也就是说自从2月8日卡莉被迫辞职之后到继任者NCR公司CEO马克・赫德上任的这段时间里，罗伯特・韦曼每天的薪水高达5.8万美元。

另外，根据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通常情况下，CFO享有的公司股票期权几乎与CEO持平。在美国那些价值100亿美元以上的大公司里，其CEO的薪酬构成比大致为：基本年薪占17%，奖金占11%，福利计划占7%，以股票期权为主的长期激励计划占65%。1999年美国薪酬*高的50位总裁的平均股票收益占总薪酬的94.92%。

有了这一参照，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中国CFO阶层目前的薪水状况定义为“微薄”状态。尽管明确表示对自己薪水状况比较不满或严重不满的受访者仅占26%，但从进一步的“中国CFO薪酬水平调查”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CFO阶层的薪酬状况基本上呈以年薪10万元为轴心的正态分布形态，其中年薪超过50万元的仅占受访者的7.3%。以这样的年薪水平达到如此之高的薪水满意度，的确有些令人费解。经过部分延伸调查，我们发现，上述颇有些矛盾的状况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先，这和财务部门长期以来在国内企业内处于辅助和支持部门有关系，这些企业的一把手对财务部门的价值认识不足，当然也就直接影响了财务部门个人绩效的评估，并诱发财务人员对自身价值认识边缘化；其次，本土企业职业经理人的整体薪水状况还远远无法和美国公司相提并论，除了新浪等美国上市公司外，期权等非现金激励政策在国内还无法可依，这也大幅度拉低了中国CFO的整体薪酬状况和薪酬心理期望值；第三，根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数字，2004年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637元、上海为16683元、广州为16884元、杭州为14565元、全国*高的深圳为27596元。以10万元为轴心分布的中国CFO们的年薪放在当前国内的人均收入水平中，“比下有余”的心理安慰感，提升了CFO的薪水满意度。

尽管中国CFO整体薪水情况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他们在企业内的话语权倒并不能因此而小视。有57%的受访者表示，企业一把手决策时会经常征求自己的意见，只有10%的受访者没有机会对一把手的决策表达自己的看法。而且，接近7成的受访者表示，自己能够经常参加公司的高层会议，同样也只有10%的受访者被屏蔽在高层会议之外。同样，在企业重大决策各部门参与度调查的结果显示，财务部门比业务部门和法律部门对重大投资事项的参与程度分别高出了20多个百分点。

深圳瑞福德公司资产运营中心副总经理周军对《*席财务官》杂志表示，他就读长江商学院EMBA时发现，大多数同学在上各类会计课程和财务课程的时候都会大感头痛，这个时候上市公司CFO出身的周军免不了要帮忙给几个担任公司一把手的同学补补课。“其实，绝大部分都是比较简单的财务问题，尚未涉及到路径特别复杂的资本案例，按常理应该是比较容易理解和掌握的。”有着10多年财务经验的周军笑着说。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们认为，出现这种“薪微言不轻”的状况，与中国企业一把手的出身和综合素质有比较明显的关系。财务在现阶段毕竟还是一个技能性很强的工种，如果没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以及相应的知识背景，企业一把手在阅读各类财务报表和处理重大的投资、经营等问题的时候，肯定难以读懂隐藏在背后的数字逻辑关系，进而很难发现企业运营的各种问题所在。

在长期的技术官僚和专业助手的需求中，中国CFO与CEO往往*终会形成比较融洽的依赖关系，中国CFO的工作被认可度调查结果也直接证明了这一点，高达58%的受访者表示，上司对自己的工作非常理解和支持。

事实上，CEO和CFO之间的互补和默契关系，即便在美国也是毋庸置疑的。据美国199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新上任的CEO中有39%更换了CFO，而现任CEO中更换过CFO的比例高达75%，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CFO必须是制订公司战略的参与者之一，如果他和CEO的意见不合，只能另谋高就。

温故不知新

当亚信CFO韩颖成为2000年度“亚洲CFO*佳成就奖”和“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特别奖”的获得者、为中国CFO在国际成就上实现零的突破的时候，国内的同行们往往把亚信公司良好的*理结构作为韩颖成功的*大理由。事实上，韩颖在亚信所主管的财务部、法律部、信息中心、销售部、投资人关系部、收购兼并部、采购部等七个部门，也是董事会一步步对她扩大授权范围的。

在中国CFO主要工作职责调查中，我们发现，目前中国CFO的工作重心主要还聚焦在传统财务管理上，综合财务管理、税收筹划、风险控制、制订与公司战略紧密相连的财务战略、筹集资金等项职责，均被40%以上的受访者确认为自己的主要工作职责，而投资业务、与投资人沟通等事务，被列入主要工作职责的比例明显偏低。而造成上述现状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和中国CFO的出身背景和教育背景是分不开的。中国CFO就任现职前的背景调查结果显示，有5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出身于财务经理，而有会计师事务所背景的仅占12%，还有31%的受访者的任职背景过于庞杂散乱，无法看出趋势和归属。

中国财会领域“北派”**代表人物阎达五和王化成曾在《关于面向21世纪中国会计教育改革的几个问题》 一文中系统回顾了上世纪中国高校财会课程体系演变的六个阶段：

50年代中期，在学习前苏联的基础上建立了以会计原理、行业会计、行业财务管理和经济活动分析四门课为主干课的课程体系，这个体系的基本框架一直延用到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初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引入了西方财务会计、西方管理会计和会计电算化等三门课，与原来的老四门一起，构成了七门主干课的课程体系；1983 年国家审计署成立，急需审计方面的专门人才，从1985年起，一些院校陆续设立了审计专业或审计系，审计学科从财会学科中分离出来，并建立了由审计原理、企业财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