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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镇扩权”被认为是经济改革的第三步。这一次扩权能否带来实际性的突破，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本刊记者 张玲玲
时近清明节的尾声，温州乐清市的小镇柳市刚刚下过一场大雨。
就在2月22日，浙江温州市委书记邵占维提出要把温州五镇——柳市、龙港、瓯北、鳌江、塘下打造成“镇级市”。之后的短短一个多月，*批试点五镇之一的龙港的房价便已经上涨了20%。然而，和数百里之外苍南龙港镇的喧嚣不同，柳市安静得有些不合时宜。**大楼门口的公告栏上，粉红色的宣传纸标注了镇干部们理论学习的时间，纸张被风吹起，在潮湿的风里簌簌发抖。
柳市镇人大主席团主席陈民对周遭这一切变故看在眼里。
事实上，浙江省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积极推行强县扩权改革，在1992年、1999年、2002年、2006年4次对部分经济强县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实现了从财政“放权”到行政“放权”的跨越。
而柳市关于“强镇扩权”的改革，早在1996年便已开始，*初的提法是“县级镇”。但这一场看起来声势浩大、并引起广泛关注的变革，到*后不过是像在湖面扔进一块大石，虽然掀起了波澜，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湖面终究慢慢归结于平静。14年之后的柳市，重新又回到了起始点。
之前被赋予了诸多权责的镇规划经济局有些名存实亡，许多项目仍必须等待县、市级**的审核。同样存在此类问题的是瑞安塘下镇，在上一波放权中建立起来的镇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先是搁置许久，而后权力被渐次收回，当初所设的工作窗口已沦为一个收发室。
“镇级市”的提法不过是一种延伸，对于这一次的扩权，是否能带来实际性的效应，几乎所有试点镇的官员们都在猜测。陈民便是其中疑虑*深的一位。
枷锁重重
四十多岁的四川人老宋是柳市一家电器厂的普通工人，每个月的工资在1500元左右。在这个物价高昂的小镇，像老宋这样的外来务工者正被迫挤到小镇的边缘地带。而另外一个来自河南周口的“80后”小侯，不得不让女儿在老家上学。因为如果没有小镇户口，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要在当地学校接受教育必须支付不菲的赞助费用。
这些外来打工者对于未来无法有很长远的打算，工资也不过够温饱而已。这样的流动人口占了小镇人口的一半多。
对于柳市镇镇长程天青来说，他*忧虑的事情是，目前柳市的传统工业正面临困境——崛起中的中西部城市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吸引着柳市越来越多的企业外迁；而在当地的企业中，外来务工者承担起技术工人的角色，一旦这些人员流失，企业难以维持经营。未来柳市的发展岌岌可危。
因此，户籍审批权成为柳市镇***希望下放的权力之一，“希望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能够将这些外地人口纳入到小镇体系中去，从而避免他们的“局外人”之感；同时，吸引到更多的技术人员。”
一条叫做柳川的河流穿越了半个柳市。然而现在由于污染严重，柳川河的河面已经发绿，上面还漂浮着大量的垃圾和静止的打捞船。而在物流集中的汽车站，往来的车辆将原本就不宽裕的马路挤得水泄不通，鸣笛声、烟尘四起，这都是之前柳市急速发展的后遗症。当地环保局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对此无能为力。缺乏*理的资金是一方面，也缺乏有效的行政处罚权。渐趋恶劣的环境使得购房者越来越少，人员流失更为严重。
“柳市像是一个带枷锁的人，跌跌撞撞向前走。”当地的一个官员这样比喻道。
土地困境
在柳市镇宣传办主任陈有松眼里，2009年6月底温州**的《关于推进强镇扩权改革的意见》带来的利好目前仍然漂浮在半空。
陈民亦抱怨说：“目前下放的都是一些执行难度大的虚权，比如计划生育权、消防安保权等，真正的实权却看得见摸不着。”
随着产业的密集和扩张，对于温州模式的发源地柳市来说，亟待解决的其实是土地问题。这个偏安于浙南的小镇，不过49.88平方公里，却承载了近25万人口，其中有14万人为外来务工人员。户籍处的一名负责人告诉《浙商》记者：“大约还有2万以上的流动人口尚未纳入统计的范围。”早在2007年德力西引入外资施奈德电气的时候，时任副镇长的林金乐便表示了对外资进入之后如何安置的担忧。
面对拥挤狭小的土地，许多企业选择了“出逃”——安徽、江苏等省份的二三线城市正纷纷加大了招商引资的力度，意在承接浙江一带的产业转移。据不**统计，自柳市迁出的企业带走的产值高达300多亿元。
“2002年我相中的一块土地，时至今日都未能审批下来。扩建厂房的打算只能一再拖延。”在一次酒席上，乐清市春城开关厂厂长黄信飞颇为愤懑地说，柳市企业就该到外地去大量地买地建厂。
同为试点镇之一的瓯北镇面积为130公里，是柳市面积的两倍多，这让程天青艳羡不已。作为柳市镇镇长，他希望通过这一轮扩权，能够将白象北部和象阳南部的部分区域并入到柳市里面，使得镇的规模能够与经济发展水平等量，由此将企业厂房向周边乡村迁移，从而让弹丸之地的市区承担更多居住的功能，减少居住地的污染。
另外一方面，柳市镇**希望获得土地权的原因也源于土地出让后的丰厚红利。根据规定，土地出让金的80%可以回馈到所在镇。柳市计划与经济发展局的一位官员透露，目前在离镇**不远的地方，一处转让的80亩土地出让金就高达8亿至9亿元。这些资金可以大量用于城镇建设。
依靠土地财政也是无奈之举。以去年一年为例，柳市产值高达376亿元，相当于温州市三个县的产值总和，上缴财政税收17亿元，但回到镇里的不过才1.3亿元。除掉接近1亿元的教育费用，能够用于城镇建设的所剩无几。号称“温州**强镇”的柳市每年甚至必须依靠银行借贷来维持运营。
在当地的BBS**上，有人贴出了《柳市“强镇扩权”方案下发》的帖子之后，除了少数的惊喜声外，更多人在跟帖中对有形无实的政策并不在意。还有另外一部分人，则用更为过激的言辞发泄不满，认为是“柳市养着乐清”。
柳市财政处一名官员给《浙商》记者算了一笔账：“去年一年，柳市工业产值占乐清市总产值的三分之一，财政收入占其30%以上。” 而对于苍南来说，对龙港镇的财政依赖甚至比乐清对柳市的依赖更为显著，这也是其在**轮放权中财权被收回的主要原因——没有了龙港镇的苍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贫困县。
“放权的*大难题，在于平衡镇级利益和县级利益，这也是上面不肯放权的原因。这些利益的矛盾，如何协调才是关键。”温州市委党校基础理论教研室教授金勇兴说。
不会因噎废食
《意见》明确指出，市级试点镇党委书记要进所在县委常委，镇长明确为副县长级，列席县**常务会议；县派驻强镇的机构要建立分局，其正职的人事任命需书面征得镇党委的同意，并由镇党委、**实行年度评议。
在这一轮放权中，*重要的一点是，所在镇镇委书记位列所在县委常委，相当于副处级，其他人员则基本保持不变。在公众对于“强镇扩权”的呼声中，也夹杂着对于镇级干部队伍廉政建设的质疑。负责监管的陈民也有些困惑：在职位不等的情况下，如何有效进行监督，从而保证办事效率和廉洁？与此同时，存在的另一个障碍是法律的空白。
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浙江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郑勇军评论说：“强镇扩权的确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财政分散的弊端，镇级干部腐败难*等等，但是不能因噎废食，改革是迫在眉睫的事。”
温州市发改委综合体改处处长邹向阳在放权之初曾指出，改革很可能会出现“两头热，中间冷”的局面。这次的扩权，镇级利益与县级利益的博弈像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拔河赛。作为“裁判”的市级**，对其中的一些逾矩和违规可能看在眼里，但却保持了默认的态度。“市里只是给指导意见，试点方案具体由两级**沟通确定。”
之前，龙港镇曾向苍南县上报了88项期望下放的权力，多轮协商后下放了49项。在这一轮角力中，手握强权的县级部门显然占了优势。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强县扩权”的实验给浙江省民营经济带来了诸多活力，随后浙江转向城市群建设，“强镇扩权”被认为是经济改革的第三步。
2000年，浙江省确定138个试点镇；2007年，浙江省进一步下发《浙江省人民**关于加快推进中心镇培育工程的若干意见》，公布试点141个镇，下放51项事权，放权范围进一步扩大，但其后声音寥寥。三年之后，大部分试点镇似乎还是在原地打转。
对于柳市这座沿海地区的小镇来说，它不过只是放权争斗中的一个缩影。由于有失败的经历在先，镇宣传办主任陈有松与陈民亦一样，对此轮改革，忐忑与渴望并存。他站起身，透过办公室的窗户看广场上的风筝，说，“我们还是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与之成对比的是，绍兴的钱清镇却看起来花好月圆，甚至包括广州佛山、中山等一些城镇，都纷纷前去取经。扩权之后的钱清镇，能够自主支配的财政收入高达3亿多元。改革行至深水区，淋漓酣然，大动作频频，这让还在浅滩徘徊的一些浙江强镇感慨万千。
一名研究人士评述道，政经体制改革是未来十年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命题，利益争夺战也折射出体制改革“疲劳化”的现实。但社会发展的需求终将反应到机构变革上来。对于浙江来说，也许真正的大戏才刚刚拉开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