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航运大王"卢作孚(12)

“不容易被人理解的人。”这是徐盈1948年对我父亲的一段评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评语也许是对的，但并不真正对。

关于我的父亲以及我们家艰苦朴素的生活，当时知道的人很多――民生

但是，除此以外，我的父亲还有许多其他使人难于理解的地方。就拿“做官”来说吧。

1921年，我的父亲在成都《川报》任编辑和记者时，曾以犀利的笔锋而出名。当时成都的军阀和省议会争着以高薪聘请他，他统统**了，却到川南泸州这么一个小地方去创办民众教育会和试验新教育。

1924年，四川督理兼摄民政杨森邀请他担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他**了，却去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担任小小的馆长。1929年，四川善后督办刘湘邀请他担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他坚辞不就，*后不得已就任，在打击了****的气焰、争取了民族航运业的利益后，立即辞职。1936年，刘湘邀请他担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他推辞了两个月，*后不得已就任，在为四川的工农业建设奠定了基础之后即辞职。1937年，**战争开始前，国民**曾要他担任交通部次长，他未同意。而**战争**后的1938年，国民**再要他担任交通部次长时，他却慨然同意。但在完成了战时运输*艰*、*紧张的任务以后，即辞职。1940年，当粮食危机威胁着人民生活和抗战前途时，他又毅然接受国民**的任命，担任了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但当他将粮食供应问题解决以后，却又立即辞去这一职务。

所有这些，都是令人迷惑不解的。说他不做官吧，他做了官；说他做官吧，他又做得那么短，一等到把*困难的任务完成，立即弃官而去。

令人迷惑不解的事还有：我的父亲作为民生公司的总经理，对任何违反民生公司纪律的人员，不管有什么背景，都可以亲笔下令开除。但与此同时，他却将不少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水手提拔为船长，将不少茶房提拔为轮船上的经理。

凡有人写信请我的父亲帮助介绍工作或安插人员，不管写信的是什么人，至亲好友也罢，其他重要人物也罢，他都千篇一律地在介绍信上批上“苦无机会”四字加以**。而与此同时，他却四处寻求人才，将许多有成就的人士和有丰富知识的技术专家邀请到自己的事业里来担任重要职务。李�人、周茂柏曾经先后被他聘为民生机器厂的厂长；江昌绪被聘为民生公司经济研究室主任；叶在馥、张文治、李允成、金月石都担任过民生公司和民生机器厂的技术领导职务。北碚各项事业也是如此。

所有这些，的确是使人难以理解的。

知道他和了解他的人，对他的这些行动交口赞扬；不知道和不了解他的人，对他的这些行动感到惊讶；还有极少数只顾个人私利，一心想要从民生公司获取名誉地位的人，对他的这些行动则极力诋毁。这些人站在狭隘的个人立场上，根本不可能理解一个只奉献、不索取的爱国者的思想和情操。正因为我的父亲是这样一个一心为社会和为国家献身的人，所以，他不仅在工作上为祖国勇挑重担，而且在公与私的问题上，对自己和家人要求非常严格。

然而，还是有许多人理解他。

梁漱溟在《景仰故交卢作孚先生献词》中写道：“公而忘私，为而不有。”晏阳初在《敬怀至友卢作孚兄》中写道：“忘我忘家，绝对无私。”黄炎培在《卢氏作孚先生哀词》中写道：“责在人先，利居人后！”

到了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进入*后决战阶段。

在胜利即将来临之际，为了安排战后世界的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一些重要的国际会议开始陆续在美国举行。其中之一就是1944年11月10日至17日在美国纽约召开的国际通商会议。这是一个民间会议，但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讨论的议题共九个，即：私人企业的维持问题，各国的商业政策问题，各国间的货币关系问题，投资的奖励和保护问题，新区域的工业化问题，海运政策问题，航空政策问题，原料的世界供应问题和卡特尔―――商业联合问题。参加会议的国家共42个。